賭博與前額葉皮質

      假如「環境與基因論」可以較合理解釋病態賭博行為，那會是怎樣的呢?

       筆者早前曾提到，科學研究已有實質的證據支持「爛賭鬼」的行為與大腦因長年累月遭受多巴賬胺氾濫以至前額葉皮質出現永久性病變有關。事實上，臨床輔導經驗給予筆者一個粗略的估算，雖然在年幼時已接觸賭博活動未必在成年期就一定發展成病態賭博行為，但假如父母未能協助子女發展良好的處理負面情緒技巧和方法，容許他們可以忽視社會規範去宣泄不滿，負責用 “理性”去處理情緒的前額葉皮質就未能「健康地成長」，賭博成癮問題便會較易在他們身上出現。筆者相信，這與前額葉皮質缺乏訓練導致連接大腦中補償迴路的神經通路未能如一般人有效運作有關。

         另一個理解前額葉皮質狀況與賭博行為關係的方法，就是研究前額業皮質受損的與一般人在賭博活動上的分別。著明神經科學家Antonio Damasio與他的同事在一個以抽牌卡而減少最低損失的賭博遊戲中發現，中部前額葉受創的人比一般人在決策問題上明顯出現較多的困難。更有趣的是，Damasio在邀請這班前額葉皮質受創的參與者共進晚飯時留意到，他們竟然一般花上半小時去討論去那裡吃飯又或吃什麼東西。從本人臨床經驗以至相關研究已經揭示，賭博與前額業皮質狀況有著明顯的相關性。至於擁有MAOA-L基因的人如何在不快樂童年下發展成賭博行為，則有待專家再深入研究了。

 本文擇自筆者"赤子情真"專欄

環境與賭博基因

      「基因決定論」者對於MAOA-L的發現及研究當然樂觀其成。事實上，亦有犯罪個案因被檢驗出擁有MAOA-L基因而得到減刑，這無疑更令人確切相信「基因決定行為」，包括病態賭博、吸煙及酗酒等成癮行為。可是，這種解釋除了明顯將人類行為過度簡化之餘，亦會帶出一個非常嚴重的道德爭議。

      首先，「多基因支配」(POLYGENIC)研究主張個體行為是由多個基因的相互影響而產生。更重要的是，個體行為的出現與生活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有研究指出，擁有MAOA-L基因的人若在生命歷程中遭受虐待，會有80%的最終發展出反社會行為。相反，即使帶有MAOA-L基因的人，若能在健全的環境下成長，也只有20%的發展出反社會行為。有研究進一步指出，某大國三分之一的白人竟然帶有MAOA-L基因，明顯與該國出現暴力犯罪的比例相差甚遠。

      專門研究連環殺手及暴力精神病人的神經科學家James Fallon，一次偶然之下發現自己擁有MAOA-L及其他三種暴力基因，可是，Fallon除了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外，他亦有一個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和很多要好的朋友。Fallon的發現令他震驚之餘，也讓他深入研究基因與環境的關係。最後發現，擁有完整及快樂的童年，使他縱然擁有殺人的遺傳基因，但始終會活出一個「非常正常」的人生。

      這一連串的資料讓我有一個想法，假如將病態賭博行為歸因那所謂「賭博基因」，只會忽略了發展個體行為的多樣化因素，並不全面。而更具爭議的是，亦會成為個人對所犯錯誤的藉口，推卸原本應付的責任。

 本文擇自筆者"赤子情真"專欄

 

 

真的有賭博基因?

        筆者執筆之時正是世界盃最後16強出線的當天，然而，數個星期以來已有4名賭徒因賭輸波欠上巨債而自殺死亡。死者當中相信最多人討論的必然是那位少年廚神。據了解，14歲已為總廚的他有一個很不快樂的童年，除了親眼目睹父親拖著行李離家拋棄自己外，父親亦是一個好賭如命的賭徒。因此，有人便引經據典，聲稱少年廚神因擁有與父親同樣的「賭博基因」，導致他逃不出基因影響而染上嗜賭的惡習。

        這種對賭博行為的解釋引起筆者強烈的興趣，故此，打算花兩至三篇篇幅寫有關的研究，希望各讀者不會感到太沉悶。

         據筆者所知，學術界對基因與行為關係的研究有兩個非常極端的結論　───　「基因決定論」和「環境與基因論」。顧名思義，「基因決定論」強調基因信息與人的行為、心理活動作一個簡單對應，並以前者解釋後者，認為一個人的基因信息內容決定了他的自身的行為方式和心理反應。

         我們熟悉的病態賭博行為，就與一種名為MAOA-L基因有關。MAOA-L是MAOA基因的低活躍類型。MAOA-L在低活躍情況下就會減少或緩慢地製造來分解傳遞物質 (如多巴胺、血清素等) 的酵素，影響傳遞物質的代謝。有研究指，MAOA-L基因會令人有嚴重的暴力傾向，然而，亦有人持不同的見解。MAOA-L不單不會令人亢奮，反而令人產生消極情緒及行為，如憂傷、沮喪、焦慮、ADHD、厭食症、病態賭博及酗酒等。

 本文擇自筆者"赤子情真"專欄

社福前輩帶來的唏噓

    

      坐在面前的是一位已屆70的長者，他曾是一位社工，更曾擔任某大機構的管理高層，並在年青時活躍於社福界。只要用他的名字在網上搜尋，必然找到不少有關他的足跡。他當然沒有想過，會有一天找上我如此的後輩輔導。

      這位長者讓我想起已離世數載、筆者十多年前修讀社會工作時的恩師，除了因為這位長者的外型有幾分相似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出身的社會工作者，談吐間散發著「不平則鳴」的傲氣。

      然而，感到唏噓的並非由於長者從任職社福機構高層淪為病態賭徒，而是從他細說自己的故事中，我看到上一代的北斗星與現今的新進社工極不相同的地方。

       不知是否在「一筆過撥款」後又或強調社工專業化開始，各大專院校、社福機構甚至前線同工，都對能否提供專業的輔導課程(又或應說前無古人的獨家介入手法)、研究以及介入技巧過於重視 (有時甚至感到是非理性的膜拜)。相反，對社會民生不公平現象的發聲卻日漸式微，責任似乎已全由不同政治背景政黨所代替。

       有這種轉變，當然與各大專院校及社福機構的「生存」有莫大關係。然而，這種不能避免的「歷史轉變」卻令筆者感到不安。眼見不少同行以治療成效作介入主導而忽略個案衣食住行的需要時，這又是否意味在爭取社工專業化過程中已弄至「走火入魔」呢?

本文擇自筆者"赤子情真"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