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面前的是一位已屆70的長者，他曾是一位社工，更曾擔任某大機構的管理高層，並在年青時活躍於社福界。只要用他的名字在網上搜尋，必然找到不少有關他的足跡。他當然沒有想過，會有一天找上我如此的後輩輔導。
這位長者讓我想起已離世數載、筆者十多年前修讀社會工作時的恩師，除了因為這位長者的外型有幾分相似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出身的社會工作者，談吐間散發著「不平則鳴」的傲氣。
然而，感到唏噓的並非由於長者從任職社福機構高層淪為病態賭徒，而是從他細說自己的故事中，我看到上一代的北斗星與現今的新進社工極不相同的地方。
不知是否在「一筆過撥款」後又或強調社工專業化開始，各大專院校、社福機構甚至前線同工，都對能否提供專業的輔導課程(又或應說前無古人的獨家介入手法)、研究以及介入技巧過於重視 (有時甚至感到是非理性的膜拜)。相反，對社會民生不公平現象的發聲卻日漸式微，責任似乎已全由不同政治背景政黨所代替。
有這種轉變，當然與各大專院校及社福機構的「生存」有莫大關係。然而，這種不能避免的「歷史轉變」卻令筆者感到不安。眼見不少同行以治療成效作介入主導而忽略個案衣食住行的需要時，這又是否意味在爭取社工專業化過程中已弄至「走火入魔」呢?
本文擇自筆者"赤子情真"專欄
